铁矿石进口乱局难解 把住流水口遭质疑
zui近，从事了26年钢材贸易的张家港保税区震宇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卫平，在自己43岁的时候与印尼矿商谈好了为期10年数百万吨的铁矿石进口合同。他本打算从此开始自己直接进口铁矿石的生意，但将于2月1日起正式执行的《2007年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让他心灰意冷。
本月22至23日在昆明召开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进口铁矿石工作会议上，面对国内铁矿石进口混乱的秩序，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大为震怒，表示呼声已久的铁矿石进口标准将付诸实践。他预计今年能够获得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将不会超过90家，削减幅度超过20％。
“问题的根子并不在铁矿石进口企业太多。”对此，袁卫平淡淡地向记者表示。但起码，他的铁矿贸易生涯不能再“名正言顺”了。
混乱的进口
钢协的震怒，zui直接的诱发原因是国内钢铁企业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屡屡受挫的被动局面。罗冰生一直坚持认为，国内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不规范是中国铁矿石价格谈判的“致命伤”。
“中国铁矿石进口企业数量过多而且分散，缺乏必要的统一协调和自律，导致盲目进口和竞相抬价。”罗冰生曾对记者表示，在上一年度僵持许久的谈判过程中，因*预期导致国内一些钢厂和贸易企业不听“招呼”，单独与国外铁矿生产商签订了现货采购合同，从1月份开始纷纷突击进口铁矿石，造成了当年*19％的结果。
数字zui能说明问题。据钢协统计，在2006年谈判节骨眼上的一季度，我国进口铁矿石达8091万吨，同比增长27．9％，铁矿石资源超过需求量约400万吨；1－4月份，国内进口铁矿石比同期陡增1100万吨。罗冰生认为，这造成了虚假的旺盛需求，供方得以借需求强劲之名提出*要求。
据全国*冶金业商会常务副秘书长耿炳玺介绍，目前国内做铁矿石贸易的主要分三类：一个是纯粹的进口商，自己没有钢铁企业，只是作铁矿石贸易，比如中钢集团，每年的进口量就大约有1000万吨；二是国内的一些大型钢铁企业，他们往往利用和铁矿石*的谈判地位，在满足自用的情况下，还会额外多进口一些铁矿石，获取贸易利润。如有其中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去年的铁矿石贸易量达到了700万吨左右，纯利润至少10亿元；三就是近年来因高企的矿石价格纷纷涌现的大大小小的贸易商，进口后寻找国内买家，很多还不只倒一次手。
而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因价格统一，并不愿意面对中国众多的中小钢企。只有宝钢等少数几家大型钢厂有能力与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企业签订*协议，其余只能按高出其他两家*合同定价近一倍的现货价，从三大矿石供应商以外的印度市场购买。这就形成目前国内市场协议矿价和贸易矿价两种体系。2006年中国预计进口3．2亿－3．3亿吨铁矿石，其中只有40％为市场协议的*合同。
据钢协统计，2004年从事印度铁矿石进口的企业达263家，共进口印度铁矿石5017万吨，而这种以散货为主要形式的进口，平均每家企业进口量不足20万吨。海关资料显示，2004年澳大利亚矿石的到岸价格为42．8美元，巴西矿石为62．3美元，而同期印度矿石平均到岸价格却高达78美元，分别比前两处产地高出了46．9％和22．8％。
那些拿不到协议矿石的钢铁生产企业，除了付出更多的矿石成本，由于缺少*协议的约束，零买零卖的印度铁矿石在品质上也很难获得保障。山东潍坊一家钢铁公司的经营部负责人对记者说：“买印度铁矿zui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价格，而是质量问题。常常会出现品位低、水分和杂质含量的高，对炼炉影响很大。”
“把住流水口”遭质疑
袁卫平只能感叹自己没赶上好时候，在自己刚刚准备进口铁矿石时，遭到了当头一棒。
2006年12月28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在京联合颁发了《2007年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下称《标准》），对进口铁矿石企业在资金、产能、环保指标等方面做出限制。《标准》从今年2月1日起正式执行。
《标准》规定：“2005年度按海关统计进口铁矿石总量在70万吨以上的企业，可以独立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自营进口量在30万－70万吨之间的企业通过自行组合达到合并进口数量70万吨及以上的，可以合并申请一个进口资质。”
对于申请进口资质的企业，粗钢年产能不得低于100万吨（生产特殊钢产品的企业可适当放宽）。其次，申请企业的注册资本从原来要求的1000万元人民币提高到了2000万元。银行给予企业的授信额度必须达到4亿元以上。
资质标准甚至对企业的环保标准也做出了要求：企业应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环保治理设施，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规定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和《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必须达到20年行业平均水平741．05公斤标煤及以下，吨钢耗用新水必须达到2005年行业平均水平8．03吨及以下。
很显然，自己既不是钢铁生产企业，又没有直接从事过海外进口的袁卫平不符合上述标准，申请资质标准无望。他对记者表示，接下来他只能盼着分食拥有进口资质的大企业的残羹冷炙，就像这几年他所做的，在宁波北仑港等待宝钢国贸公司从澳大利亚运回的铁矿石，然后再转手卖出。
钢协认为，铁矿石进口资质的持续削减，可以逐步规范目前混乱的铁矿石进口局面。近两年，钢协曾多次削减拥有进口铁矿石资质企业的数量。2005年，拥有进口资质的企业达500家，2006年一举削减至120家左右，今年更可能将资质控制在90家以内。
“不管是配合*关停小炼钢厂，还是如今的进口铁矿石资质限制，中国当局一贯实行的是‘一刀切’的限入政策。”海通证券有色金属行业分析师杨红杰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就像治理一潭不断涌入的浑水，政策历来认为，只要把住流水口，让浑水不再继续涌入就解决问题了。“但剩下的浑水还是浑水。”
袁卫平则更为直白地表示：“光靠一个资质门槛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于企业地下的各种变通方式，上面根本控制不了。”
内部治理是根本
如果说《标准》的执行只是不让浑水继续涌入，为解决无序的进口秩序扫清了表面上的障碍，而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如何让现有水池里的水变清。而这种作法的难度显然大于按一个标准“一刀切”。正如袁卫平所说，现实情况的确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方面，缺乏进口资质的铁矿石进口商还是能用各种手法规避这一规定。
袁卫平向记者透露，比如一家年产粗钢60万吨的企业，因整顿失去进口资质。“这其实并无大碍”，袁卫平说，仍然可以自己和国外铁矿石供应商谈，谈定后，只是委托国内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倒一下手，办一下进口手续，花一点手续费罢了。
耿炳玺介绍，由于很多企业以前在国内累积了一定数量的“忠诚客户”，同时也拥有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的稳定的渠道，因此许多中小铁矿石贸易商开始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海外离岸公司。他们会在从国外拿货后，委托国内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倒一下手”，然后再卖给钢厂。
袁就直白地向记者表示，今年自己就打算“搭车”同处张家港市的沙钢，通过引荐海外的铁矿资源给这家民营钢铁*，然后再以略为下浮的价格从沙钢手中进货。
另一方面，国内几乎所有拥有*协议的钢铁企业都在与贸易商低价进口铁矿石后转手，经高价倒卖给那些没有*协议资格的企业。耿炳玺介绍，这样倒卖铁矿石，每吨价差能达到10美元以上。如果这种现象不能予以限制，仍然会造成“一种产品，两种价格”的混乱。
“很多国有大钢厂卖矿给各种流通商、中小钢铁企业本身就是不对的，如果不规范它们的行为，只会导致更大的垄断。”身为民营钢铁企业的全国*冶金业商会常务副秘书长的耿炳玺表示。
与《标准》同时推出的《关于推进铁矿石进口代理制的意见》中表示：“进口铁矿石除满足企业生产自用外，建议并倡导实行代理制”。这实际上是一个优胜劣汰代理商的政策，比如武钢每年进口海外矿石有限，那么它就几家进口商给它做代理，zui终脱颖而出的必然是市场上的者。
但业内人士认为这并没有规范到点子上。杨红杰就建议：“拥有*协议的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后，即使外供，也应该只能供给钢铁生产企业，而不能再卖给中间商”。实际上这种建议实施起来阻力也很大，由于很多国有钢铁企业的资金链都是靠外供铁矿石在支撑，如果出台这种硬性措施，只会使这些企业的资金链条难以为继，而这又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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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子并不在铁矿石进口企业太多。”对此，袁卫平淡淡地向记者表示。但起码，他的铁矿贸易生涯不能再“名正言顺”了。
混乱的进口
钢协的震怒，zui直接的诱发原因是国内钢铁企业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屡屡受挫的被动局面。罗冰生一直坚持认为，国内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不规范是中国铁矿石价格谈判的“致命伤”。
“中国铁矿石进口企业数量过多而且分散，缺乏必要的统一协调和自律，导致盲目进口和竞相抬价。”罗冰生曾对记者表示，在上一年度僵持许久的谈判过程中，因*预期导致国内一些钢厂和贸易企业不听“招呼”，单独与国外铁矿生产商签订了现货采购合同，从1月份开始纷纷突击进口铁矿石，造成了当年*19％的结果。
数字zui能说明问题。据钢协统计，在2006年谈判节骨眼上的一季度，我国进口铁矿石达8091万吨，同比增长27．9％，铁矿石资源超过需求量约400万吨；1－4月份，国内进口铁矿石比同期陡增1100万吨。罗冰生认为，这造成了虚假的旺盛需求，供方得以借需求强劲之名提出*要求。
据全国*冶金业商会常务副秘书长耿炳玺介绍，目前国内做铁矿石贸易的主要分三类：一个是纯粹的进口商，自己没有钢铁企业，只是作铁矿石贸易，比如中钢集团，每年的进口量就大约有1000万吨；二是国内的一些大型钢铁企业，他们往往利用和铁矿石*的谈判地位，在满足自用的情况下，还会额外多进口一些铁矿石，获取贸易利润。如有其中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去年的铁矿石贸易量达到了700万吨左右，纯利润至少10亿元；三就是近年来因高企的矿石价格纷纷涌现的大大小小的贸易商，进口后寻找国内买家，很多还不只倒一次手。
而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因价格统一，并不愿意面对中国众多的中小钢企。只有宝钢等少数几家大型钢厂有能力与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企业签订*协议，其余只能按高出其他两家*合同定价近一倍的现货价，从三大矿石供应商以外的印度市场购买。这就形成目前国内市场协议矿价和贸易矿价两种体系。2006年中国预计进口3．2亿－3．3亿吨铁矿石，其中只有40％为市场协议的*合同。
据钢协统计，2004年从事印度铁矿石进口的企业达263家，共进口印度铁矿石5017万吨，而这种以散货为主要形式的进口，平均每家企业进口量不足20万吨。海关资料显示，2004年澳大利亚矿石的到岸价格为42．8美元，巴西矿石为62．3美元，而同期印度矿石平均到岸价格却高达78美元，分别比前两处产地高出了46．9％和22．8％。
那些拿不到协议矿石的钢铁生产企业，除了付出更多的矿石成本，由于缺少*协议的约束，零买零卖的印度铁矿石在品质上也很难获得保障。山东潍坊一家钢铁公司的经营部负责人对记者说：“买印度铁矿zui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价格，而是质量问题。常常会出现品位低、水分和杂质含量的高，对炼炉影响很大。”
“把住流水口”遭质疑
袁卫平只能感叹自己没赶上好时候，在自己刚刚准备进口铁矿石时，遭到了当头一棒。
2006年12月28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在京联合颁发了《2007年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下称《标准》），对进口铁矿石企业在资金、产能、环保指标等方面做出限制。《标准》从今年2月1日起正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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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申请进口资质的企业，粗钢年产能不得低于100万吨（生产特殊钢产品的企业可适当放宽）。其次，申请企业的注册资本从原来要求的1000万元人民币提高到了2000万元。银行给予企业的授信额度必须达到4亿元以上。
资质标准甚至对企业的环保标准也做出了要求：企业应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环保治理设施，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规定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和《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必须达到20年行业平均水平741．05公斤标煤及以下，吨钢耗用新水必须达到2005年行业平均水平8．03吨及以下。
很显然，自己既不是钢铁生产企业，又没有直接从事过海外进口的袁卫平不符合上述标准，申请资质标准无望。他对记者表示，接下来他只能盼着分食拥有进口资质的大企业的残羹冷炙，就像这几年他所做的，在宁波北仑港等待宝钢国贸公司从澳大利亚运回的铁矿石，然后再转手卖出。
钢协认为，铁矿石进口资质的持续削减，可以逐步规范目前混乱的铁矿石进口局面。近两年，钢协曾多次削减拥有进口铁矿石资质企业的数量。2005年，拥有进口资质的企业达500家，2006年一举削减至120家左右，今年更可能将资质控制在90家以内。
“不管是配合*关停小炼钢厂，还是如今的进口铁矿石资质限制，中国当局一贯实行的是‘一刀切’的限入政策。”海通证券有色金属行业分析师杨红杰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就像治理一潭不断涌入的浑水，政策历来认为，只要把住流水口，让浑水不再继续涌入就解决问题了。“但剩下的浑水还是浑水。”
袁卫平则更为直白地表示：“光靠一个资质门槛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于企业地下的各种变通方式，上面根本控制不了。”
内部治理是根本
如果说《标准》的执行只是不让浑水继续涌入，为解决无序的进口秩序扫清了表面上的障碍，而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如何让现有水池里的水变清。而这种作法的难度显然大于按一个标准“一刀切”。正如袁卫平所说，现实情况的确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方面，缺乏进口资质的铁矿石进口商还是能用各种手法规避这一规定。
袁卫平向记者透露，比如一家年产粗钢60万吨的企业，因整顿失去进口资质。“这其实并无大碍”，袁卫平说，仍然可以自己和国外铁矿石供应商谈，谈定后，只是委托国内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倒一下手，办一下进口手续，花一点手续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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