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产品流通仍存在地域性、体制性壁垒,及盘剥性的中间环节,对涉农链的成本、效率与时间竞争力造成较大的阻遏。一方面,与过去大部分农产品近距离、小区域销售不同,全国市场一体化及各地特色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农产品远距离、跨区域运送比重大幅上升,流通成本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表明,农产品运销的过路费负担异常沉重,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其实并不真“绿”。
例如,山西省寿阳2008年蔬菜种植达40.1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5%,蔬菜总产量87.95万吨,大部分销往南方一些城市。但由于农产品流通渠道尚缺乏全国统筹,从而加大了跨省流通成本。寿阳到上海约1000公里,一辆装载35吨蔬菜的运输车,公路运输单车费用1.03万元,沿途要交纳的过路费就达4000元之多。导致寿阳销往上海的蔬菜由2007年的5000万公斤减少到2008年3500万公斤。
又如,四川省装运5吨萝卜前往广东,在本省的绿色通道虽可节省500多元,但出省后一路上要经过近40个收费站,交纳3000多元过路费。农产品绿色通道的属地管理,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打破省际壁垒,降低跨省流通成本。再加上各省纳入绿色通道的农产品品种不同,沿途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流通不畅,运输成本节节上升。据《中国商报》报道,仅蔬菜一项,我国城乡居民每年承担的过路费至少为142.72亿元。
农产品产销中间环节偏多,对农产品收购价及销售价影响很大。据农业部对粮食、畜产品、蔬菜等产销环节跟踪调查,一些产品销售费用及隐性成本过高,抬高了最终零售价。如山东寿光西红柿收购价每公斤2.8元,到超市零售价为7.6元,
上涨了1.7倍,其间有33个发生费用的项目。商务部统计,我国农产品销售价格中,流通成本占50%左右。
答案的比例分布如下:①非常不满意(8.2%);②有些不满意(32.6%);③一般化
(37.8%);④比较满意(19.2%);⑤非常满意(1.7%)。这一样本结果,进一步反映出涉农企业面临的偏向于“非常/有些不满意”的“一般化”物流环境。
此外,有432名来自被调研龙头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士,回答了“从整个地区看,造成农产品储运中损耗的主要原因(或是由于哪些方面出了问题):____”的问题。不同答案出现的频次的比例见图5-4。可以看到,“农产品储运中损耗原因”中,排名前九位的分别是“农产品的生物特性、物流设施技术、企业物流管理、产销对接、人为原因、农户方面、政府的规划、法律环境以及农产品基地”。
其中,前两项原因是高度对应的:即生鲜易腐的“生物特性”,一方面易造成农产品储运中损耗,另一方面,暗含着对良好的物流设施技术的迫切要求;但是,第二大“原因”恰恰表明“物流设施、技术”出了问题。就“损耗”问题的治理和改善而言,这两大“原因”共同指向的重要方向无疑是技术创新与进步。此外,第三、第四、第五大原因可以近似的归纳为“管理”原因。
涉农(食品)供应链高速扩张中安全与质量的失控
(1)农产品、食品和药品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令人触目惊心,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三鹿乳业等多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上市公司的身上。这些企业目光短浅,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漠视社会基本道德准则,丧失诚信,给整个产业和股东带来巨大的损失。而那些“行业潜规则”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使得不少遵循社会道德准则的企业也不得不面对突然而来的行业系统性风险。归根到底,为这样一些安全问题“埋单”的还是处于产业链最低层,付出劳动最多,获得收益最少的农户。
(2)高速扩张中质量与安全失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食品安全问题是与中小食品企业、小作坊或街头巷尾的无证摊贩等联系在一起。但是事实却更为复杂。2004年,重庆涪陵榨菜集团南京分公司曝出了给过期榨菜改“生产日期”的丑闻①。2009年,在广州市场上,北大荒米业涉嫌编造产地产期,旗下大米被下架②。2009年,全国肉食品加工行业龙头企业雨润集团也惊爆“瘦肉精”丑闻③,据安徽省质监局通报称,雨润食品子公司——阜阳雨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日期为3月16日)的一批午餐肉检测出含有“克伦特罗”(瘦肉精),食用可能导致中毒。受此影响,雨润集团旗下在港上市企业雨润食品的股价一度暴跌超一成。2009年4月23日,雨润食品公开发表《雨润食品诚告消费者书》,“为本次事件给消费者心理带来的影响深表款意,并且表示“雨润食品长期倡导‘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雨润食品在澄清公告中强调,已找出或追查出约115箱(每箱24罐)受影响产品,并表示已经将该批次问题产品全部召回,雨润食品承诺产品没有销售给消费者。网易财经作者刘姝威、韩冰、曾家和认为“雨润食品的内部品质监控制度,在控制单一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方面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在控制拥有众多子公司(尤其是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子公司)的集团企业的食品安全方面可能存在明显的漏洞”。
上述事件暴露的问题并非是孤立的。事实上,近15年来,我国涉农龙头企业高速扩张,集团下属的子公司或分支网点越来越多,遍布全国各地,子公司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龙头企业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日益成为最大的风险。而对扩张速度(企业的)与质量(消费者的)的平衡,稍不适当就会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对人对己都可能酿成大祸。
(3)监管问题。
监管政策变更给企业带来不可预料的风险。大多数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多个部门的监管。以屠宰及肉类加工企业为例,行业的准入制度由商务部和农业部共同制定,生猪屠宰环节由农业部和卫生部负责,肉类加工环节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肉类加工品流通环节由工商部门负责,除此之外还有中国肉类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以上每一个监管部门政策的变更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大量的案例已经证明“多龙治水”的格局并不利于有效监管农产品、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4)涉农(食品)供应链终端的日益敏感和不可预测性。
个别厂商道德的基本沦丧,个别行业普遍的潜规则,薄弱滞后的监管,似是而非的标准,模糊不清的规则,捉摸不定的媒体,首鼠两端的渠道,注定了两类最大的受害者(消费者与农户)要为这种系统性的混乱埋单。
2004年发生的毒黄花菜案是上述现象的一个有力注脚。2004年3月,沈阳惊现24.5吨有毒黄花菜,经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后,上半年全国黄花菜销量锐减了2/3,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2000余吨黄花菜滞销现象。同年7月15日,南方某媒体又刊载了《我们不是在吃黄花菜而是在吃焦亚硫酸钠》后,国内外黄花菜消费市场严重受阻,销量下跌70%以上。而作为全国黄花菜收购、加工、销售龙头企业的湖南映武黄花菜集团首当其冲①。为此,2004年7月末,集团总裁李映武将《关于制定脱水黄花菜二氧化硫(so₂)残留量的卫生标准问题与一百多万黄花菜菜农的生计问题》上书温家宝总理。他写道,“我国黄花菜产业发展面临重大危机,当前百万黄花菜农利益严重受损。(黄花菜)集团通过现代化设备、高科技加工方法、严格检验措施生产出来的优质黄花菜也受到‘株连’,在产地目前不敢收购,市场上80%的黄花菜被责令下柜。现正值黄花菜采收中后期,数万吨的黄花菜销售困难,百万菜农的生计危在且夕……”。上书后,温总理迅速作了批示,卫生部及时对黄花菜中so₂残留限量进行了危险性评估,并修改了黄花菜中so₂残留量的标准,发布公告要求各地立即执行新标准。此标准一出,整个黄花菜行业又开始了稳步运营,菜农赖以生存的饭碗保住了。
三鹿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以来,无数严重的事实一次次击碎消费者善良的愿望,将其紧绷的神经逼近崩断的边缘。我们看到,审丑疲劳且充满挫折感的消费者,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的消费选择态度,走向了非理性一面。整个社会舆论也充斥着不加证实和坚定不移的怀疑(完全的“疑罪从有”推断)。2009年7月15日,在百胜餐饮集团与大成食品等三大鸡肉企业达成策略联盟协议签约仪式上,就近年来网上盛传“肯德基研发出长四只翅膀、三四条腿的鸡”一事,百胜中国掌门人苏敬轼说②,“这完全是讹传,我们供应商养的鸡个个长得体貌周正,而且肯德基不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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